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艾滋病患者直面镜头:希望人们走出歧视HIV误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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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5-11-22 13:35:36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艾滋病感染者马治发直面采访镜头,他说:“如果说面对镜头能让人们从歧视HIV(人体免疫缺陷病毒)这个误区里走出来,能够让更多的感染者受到关爱,就是我出去被人拍板砖觉得也值。”央视《新闻调查》播出《当生命遭遇歧视》,以下为节目实录:
  街头采访
  记者:我想问问,你的生活当中有过恐惧吗?
  解说:在你的生活中,是否曾经经历恐惧?或者那些令你感到害怕的事?
  同期:没想过这个问题吗?
  同期:没想过这个问题。
  同期:压力,资金压力,买房,买车。
  同期:比如说,你遇到害怕的动物啦,或者说晚上做恶梦啦。
  解说:而我们当中的另外一些人,他们的恐惧却是害怕公开自己患病的事实、害怕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,更害怕由此而遭到歧视。
  马治发:他们不敢,他们怕,他们还是害怕,都害怕。
  解说:他叫马治发、身高1米85、34岁。谁能想到,看上去如此人高马大、体格健壮的人也被恐惧所困扰。在过去的几年中,马治发接二连三地被雇主辞退,而原因只有一个。
  记者:有没有可能,比如说你在工作当中违反了公司的一些规章?
  马治发:没有。
  记者:有没有可能比如说你掌管的一些物品有一些丢失或者损坏?
  马治发:那都不会有的。
  记者:会不会因为你和同事或是领导的关系不很融洽?
  马治发:那也没有。
  记者:但你自己心里会怎么认为?
  马治发:就是因为我有病,歧视。
  解说:歧视,因患病而遭到歧视,这个词在自由百科中,做如下解释:患者被迫面對疏离或社會排斥,并受到区别对待,严重的被剥夺基本权利。
  记者:你真的要选择面对我们镜头吗?
  马治发:是的。
  记者:需不需要对你的图像和声音做处理?
  马治发:不需要。
  记者:但你想过直接面对镜头的后果吗?
  马治发:知道。
  记者:可是那就意味着你把你的整个的面貌、你的人、包括你个人的资料等于完全暴露在公众面前。
  马治发:我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,如果说面对镜头能让人们从歧视HIV(人体免疫缺陷病毒)这个误区里走出来,能够让更多的感染者受到关爱,就是我出去被人拍板砖觉得也值。
  解说:这里是天津,这期节目里,惟一一位敢于面对我们镜头的艾滋病感染者––马治发,就生活在这里。
  同期:您了解艾滋病吗?
  同期:了解。
  解说:我们在这里进行了一次随机街头采访,想要知道,人们会如何看待艾滋病感染者和他们的就业问题。而这里的人们又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呢?
  同期:比如说你会觉得哪些行业艾滋病感染者或者病人不能做吗?
  同期: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吧?
  同期:好像都应该能做吧。
  同期:比如说,有的人可能会主张艾滋病感染者不能从事哪些行业?
  同期:应该跟平常人是一样对待的。
  同期:比如说,你身边的朋友如果是感染者,你认同吗?
  同期:我觉得我做不到。
  同期:我觉得不会感染。
  同期:因为我只是一个普通人。
  解说:在这里,人们似乎并不回避对艾滋病的真实看法,有人担忧、有人包容。那么,当马治发,这位真实的感染者面对这座城市时,他又会得到怎样的回答呢?
  解说:在天津,马治发该算是外来人口,他的老家在河南省上蔡县。
  马治发:我就是河南上蔡(县)的,这种病很多。而且在我们老家HIV(关于人体免疫缺陷病毒的知识))普及得很,家家户户都了解,而且我见过早期的,他们发病的时候浑身溃烂的那种,(后来)都治得跟正常人一样了。
  解说:在老家,马治发感受不到人们对艾滋病人的歧视。政府的政策和措施,给予了艾滋病人,抗病毒治疗以及生活上的保障。
  马治发:好多人看起来跟正常人一样,而且我们那边政府的话,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应该很多,免费领药、免费检测,乃至定期地发放一些抚恤金,包括一些子女教育全部减免。
  解说:当马治发远离了那个特殊的区域和环境,在这个城市里,当他期望靠自己的劳动,像普通人一样地工作和生活时,他又会有怎样的境遇呢?
  马治发:我觉得自己挺无助的,世界这么大,难道就没有我马志发容身之地吗?
  解说:如果马治发不特别说明,可能没有人会联想到,他是一位艾滋病病人。
  马治发:一直在跑步,包括腿上绑五公斤沙袋,早上起来跑七公里,天天都在锻炼。
  解说: 5年前,马治发刚来到天津,他并非一无所有,至少那时他有一份工作。
  记者:具体做什么呢?
  马治发:他们做的是都市联运、集装箱,以集装箱为主,(我)一点点地干起来,干到可以说,在那个行业里头来讲,我认为他们说任何工作,只要我想干,我闭着眼睛都能干。
  记者:你觉得你是靠什么呢?
  马治发:我靠的就是责任心、耐心和自信心。
  解说:公司对马治发的工作表现,还算认可。2008年的一天,马治发被检测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。
  马治发:结果是我中标了。
  记者:你当时也是用这样的话来形容吗?
  马治发:对。
  记者:为什么?
  马治发:改变我,我的命运被改变了。
  记者:检测结果出来之后就立刻告诉家里人了吗?
  马治发:我犹豫了好几天,三月份检查到的,四月份的时候我告诉了家里。
  记者:如果不告诉家里人,自己内心会煎熬吗?
  马治发:很煎熬,一个人真的面对困难的时候,一个人扛,一年、两年、三年可以,扛一辈子,那很难的。
  记者:如果告诉了会是一种什么结果?
  马治发:要么就是两口子离婚,分开,家庭就支离破碎。
  解说:不久后,马治发失去了婚姻。
  记者:是你选择的离开吗?
  马治发:不是我选择的离开,是她选择的逃跑,我跟我的妻子离婚了,按判决书上说孩子判给我,因为我有HIV(人体免疫缺陷病毒),最终不可能把孩子执行给我,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是一无所有了。工作没有了、钱没有了、孩子我也见不到,真的就一无所有。
  记者:单位的人有人知道吗?
  马治发:关系比较好的告诉他。
  记者:你当时就选择主动告诉他们?
  马治发:经常会干活的时候不小心会把手弄破,万一由于这样的原因感染了别人,他们可以自己做一些(防护)。比如说尽量离我的血远一点。
  记者:比如说,你第一次把这个结果告诉你的同事,然后他们的反应呢?
  马治发:我第一个同事,他还真没有什么反应。他知道我有病以后还经常去我家吃饭,他非常喜欢吃我包的饺子,他觉得没有问题。
  解说:但是不久后,这位同事跳槽离开了公司。而新来的同事很快发现,马治发每天都在服用几种他们从未见过的药物,这引起了他们的怀疑。
  记者:你在服药的时候,你没有避讳别人吗?
  马治发:我的药都放在我自个儿的家里头,有人来到我家里头不经意地看到,自个儿吓坏了。他们其实也不是故意的,就说大马吃那什么什么药,那个药是治什么什么病的,然后单位就知道了。当时我们那个单位的领导找我谈话,那天我去,人家把三个月的工资给我准备好了。我说干吗,(他们说)塘沽那边不用现场了,你找点别的事做吧。
  记者:那在你内心你认可这个理由吗?
  马治发:我不认可这个理由,我认为我做得很好,无论哪个地方送货,我都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。
  记者:你下意识反应出来的原因是你的病吗?
  马治发:是病,那时候就说不让我干了,什么都没有说。
  记者:但当时你会有一种预感吗?接下来工作都可能会受到影响?
  马治发:那会儿没有,后来接二连三,四次失业,因为这个事情丢掉工作的时候,我才有这样的预感。
  解说:尽管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只有三个:血液、性和母婴,日常的工作、社交过程中,并不会感染。但是,对知识的掌握似乎并不足以消除人们的歧视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马治发无可回避地要遭遇残酷的现实。
  马治发:今天工作不努力,明天努力找工作,我认为我每一份工作我都很努力。
  记者:接下来就是说,你说你很快又找到了工作?
  马治发:对。
  记者:这份工作大概维持了多长时间?
  马治发:有半年左右。
  解说:这次,马治发又被同事发现了感染艾滋病的事实。
  马治发:这家公司,他们是看了我的(QQ)空间,看了我的QQ空间以后知道我有病。
  记者:在空间里你写了些什么呢?
  马治发:就写我感染了HIV(人体免疫缺陷病毒)相关的东西、心情日志,包括我治疗的一些东西。
  记者:可是在很多人看来,比如说他们有了这个病,他们会选择把自己裹得严严的,你为什么还会把这些东西写在网络上?
  马治发:我觉得把自己裹得严严的,我不喜欢把自己的事憋在心里头,我觉得那样的话会把自己憋出病来。
  记者: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艾滋病的知识已经宣传了这么多年,为什么人们还会对它非常畏惧?
  马治发:普通民众来讲的话,对它了解还是比较少。
  解说:马治发虽然很难说清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与歧视究竟根源何在,但是他却无法选择地生活在人们的排斥中。不久后,公司的经理专门找他谈话。而这次谈话,却令马治发感到非常意外。
  马治发:他说这个病现在都可以控制,就是将来国家不管了,他们公司挣的钱也不少也可以拿钱给你治病的,你想我会有多么感动,过年了让我回家过年。
  解说:马治发高高兴兴地过了个安稳年,并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可以被接纳的地方。那年正月初六,马治发没等春节假期结束,就早早地回到了公司,准备开始全新的一年。
  马治发:我回来以后,我去单位去上班,他们告诉我你不用来了,因为有人干了你的工作了。
  解说:马治发又一次失业了。此后的他,似乎陷入了一个无法摆脱的怪圈:很努力地找工作、很努力地工作、很快地失去工作。而每一次,失去工作的原因看似各异,实则相同–– 被发现是艾滋病病人。
  记者:你那一刻会觉得自己很孤立或者很孤独吗?
  马治发:是的。
  解说:马治发的遭遇并非惟一,远在安徽省安庆市的小吴、还有四川的小军与马治发境况相似。他们也都因为感染艾滋病病毒,先后失去就业的机会。那么他们,又会如何面对这样的难题呢?
  2010年8月,安徽省安庆市艾滋病感染者小吴向法院递交了诉状,起诉安庆市教育局认定其体检不合格而不予录用的行为违法。小吴拒绝跟我们见面,拒绝透露真实姓名、拒绝拍摄,但是他却迫切希望通过采访,改变境况。
  记者:因为我们看不到你,你能给我们形容一下你是个什么样子吗?
  小吴:不方便。
  解说:今年7月,小吴从师范大学毕业,并通过安庆市教育局组织的教师招聘考试,但最终他却被告知,体检不合格。
  记者:这份工作对你很重要吗?
  小吴:因为当时到八月底的时候,其它的学校招聘的话基本上都没有了,教育局剥夺我就业的这种权利的话,所以说没法生存的话,这不就是你本能的反抗吗?
  记者:这应该是你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官司吧?
  小吴:对。
  解说:2010年11月12日,安庆市迎江区人民法院对小吴状告安庆市教育局、人保局的判决如下:被告(安庆市教育局、人保局)在教师招聘中适用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并无不妥,且对原告做出的拒绝录用决定符合法律规定,法院驳回原告小吴全部诉讼请求。
  记者:当时你觉得你能面对得了吗?
  小吴:如果说都是按照这样一种标准的话,我们这一群人就根本没法找到工作。
  解说:相似的故事还在发生。距离小吴2000多公里之外的、四川的感染者小军遭遇同样的就业困境。
  记者:你这围巾、帽子就是这次出来特意戴着的是吗?
  小军:生活中不怎么戴。
  记者:你是特别怕被我们拍出你的真实的样子是吗?
  小军:对。
  记者:特别不愿意,可是又来接受了采访,为什么呢?
  小军:还是维权嘛。
  解说:小军,是四川的一位师范学校毕业生。他在教师招聘考试过程中成绩名列第二,却因体检不合格、不予录用。
  小军:现在我们农村(学)生的目标就是读书,读书以后出来找个好的工作嘛,比如说当老师、医生这些嘛。
  记者:你一直就想当老师是吗?
  小军:对。
  记者:对你是打击吗?
  小军:有点没有道理,我觉得这个太不应该了。
  解说:马治发、小吴、还有小军都因为同一种疾病而失去工作,这种疾病的名字叫:艾滋病。在就业这个问题上,他们曾经接触过的用人单位,都不约而同地用区别对待的方式,将他们排除在工作机会之外。那么,一个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工作伙伴,是否会影响周围人的健康?艾滋病到底应不应该成为他们被剥脱就业机会的正当理由呢?
  四川省攀枝花市盐边县
  解说:这里就是小军曾想来当老师的城市。
  记者:你喜欢小孩吗?
  小军:我是在学校里面是最受欢迎的一个,因为我给他们唱歌,反正开朗得很,跟他们在一起,学生就是喜欢这种老师嘛。
  解说:在参加盐边县的公开招考之前,小军当了5年的乡村代课老师。月薪只有500元钱。而如果在这里当老师,月薪在2000元左右。这对于小军来说,已经相当值得期待了。
  这就是小军想去当老师的乡村中心小学,学校急需师资。今年7月,为了弥补包括这所学校在内的、乡村师资的缺口,由县人保局牵头,向社会公开招考。但是谁也没有想到,三个月后,小军竟与招考单位对簿公堂。
  小军:只有打官司,只有用法律来维护自己。
  解说:在小军的起诉书里,他不仅要求重新获得就业的机会,还状告县教育局和人保局,侵犯了他的个人隐私。那么,在他们之间,究竟发生了什么呢?2010年11月,我们见到了小军的律师––许兴华。虽然身为小军的代理律师。许兴华却表示,最初,他并不赞同小军打这场官司。
  许兴华(律师):我认为这个诉讼的成本是很高的。
  记者:怎么讲?
  许兴华:他付出的代价比较大,这种漫长的等待,对他的心理上也是一种煎熬,诉讼都有风险,这个官司有可能赢、有可能输,输了你怎么办?
  记者:他怎么回答呢?
  许兴华:他说他太需要这份工作了,如果赢了,那么肯定要给他安排工作。
  记者:就能够这么简单地来解决这个问题吗?
  许兴华:肯定不能这么简单地解决问题。
  记者:那从你来看呢,你会觉得除了法律之外,还有别的途径可以解决吗?
  许兴华:实际上我认为有。
  记者:那您的主张是什么?
  许兴华:我的主张是通过协商吧。教育局作为用人单位可以录用他,但是并不一定把他,安排到教师岗位,就是他可以去管管广播、后勤、内勤、档案。
  解说:对于许兴华律师的建议,小军没有接受,他仍旧选择了与招考单位对簿公堂。究竟是什么原因令他如此坚决?故事,要从2010年8月30日,小军在去学校报到之前接到的那个电话说起。
  小军:他说是不能报到了。
  记者:那他告诉你什么原因了吗?
  小军:他跟我说你有这个病。你自己不知道吗?我说不可能,他说不可能,你自己不知道吗?他就把电话挂了。
  记者:是谁跟你说的?
  小军:那个教育局的人事科长。
  解说:这位就是电话通知小军他被拒绝录用的人,县教育局的人事科科长。
  宋丹(盐边县教育局人事科 科长):就是说他体检不合格呀。
  记者:那他肯定会问你?
  宋丹:他问为什么不合格?哪里不合格?当时我跟他说我不是医生,你只能去问医生才清楚。
  解说:在这里,我们看到了小军的体检报告,让面写着:不合格,HIV初筛阳性。
  记者:这个体检的报告是医院统一发给你们的吗?
  宋丹:统一拿的,全部统一拿回来的,只通知我们不合格,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不合格。
  记者:但是你们拿到这个复检报告就应该知道是什么不合格的?
  宋丹:也不知道。
  记者:怎么会呢?
  宋丹:我不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呀。
  记者:但是体检报告上写明的呀。
  宋丹:没写明。
  记者:怎么会没写明呢?
  解说:在小军的体检报告单上,的确如人事科长所说,注明了“不合格”三个字,但是此外,还有这样一行文字。
  记者:他在这个项目后面肯定会标注的比如说,什么什么不合格?
  宋丹:我看不清楚那个,看不懂它那个是什么。
  记者:医院有没有告知?
  宋丹:医院也没有告知,只是把结论,体检不合格,我们看不合格就不合格,不合格我们就不能用人。
  记者:那个电话有没有跟你明确告知你是因为得了什么病,然后不合格?
  小军:提到了,肯定。
  记者:当时他有跟你提过你是得了艾滋病吗?
  小军:是啊。
  记者:你确定?
  小军:不确定我当时怎么知道?我有这个病嘛,我以前都不知道。
  解说:在体检报告上的英文缩写HIV,的确是个医学名词,它的意思是人体免疫缺陷病毒,又称艾滋病病毒。而HIV疑似阳性的意思是怀疑受检查者感染了人体免疫缺陷病毒。根据2006年颁布的《艾滋病防治条例》第42条规定:对确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,医疗卫生机构的工作人员应当将其感染或者发病的事实告知本人;本人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应当告知其监护人。我们注意到:其中,“告知”的一方为“医疗卫生机构的工作人员”,而另一方则是“本人”。那么,为什么小军HIV初筛阳性结果,不是医疗单位告知,而是由教育局来告知,这样做,究竟有没有问题呢?
  体检报告单的出具单位,是攀枝花市第五人民医院的体检中心。记者拨通了负责人的电话。
  电话采访
  攀枝花第五人民医院体检科负责人:喂,你好。
  记者:你好,请问是张主任吗?我是中央电视台《新闻调查》的记者,盐边是不是八月底的时候在你们这儿组织过一次招考老师的体检?
  解说:采访时间,距离小军体检的时间大约不到三个月,张主任还清楚地记得,当时的确有位考生被发现体检结果有问题。
  攀枝花第五人民医院体检科负责人:我们非常慎重,我们做了好几次初筛,第一次初筛,第一次我们做了三次,就是做了三遍,然后第二次确定下来以后,让他去疾控那边做终检,因为我们不是最终的体检结果。
  记者:我想再跟您核实一个问题,就是当时您把这个结果初筛这个结果告知教育局的时候,那您当时怎么跟他们说的呢?
  攀枝花第五人民医院体检科负责人:告知了这是初筛。
  记者:这是初筛但是他们会明白这个初筛的意思是什么吗?
  攀枝花第五人民医院体检科负责人:给他们讲了,那么就要通知本人进一步地检测,要他配合。
  记者:那您觉得这个初筛的报告可以作为一个结果告知单位吗?
  攀枝花第五人民医院体检科负责人:这个肯定要反馈给单位的,因为是单位联系的体检,按理说应该由我们直接通知本人,但是他单位这些招工工作是保密的,我们不能直接跟本人见面、跟本人接触,我们只能把这个结果由单位,就是招录单位来转达给本人。
  解说:在普通人看来,艾滋病的体检结果告诉谁与不告诉谁,似乎并不是什么关乎原则的问题。那么,医院体检中心将小军的艾滋病初筛阳性检测结果,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告知组织体检的单位––教育局,这样的行为到底是不是足够“慎重”?又是否符合《艾滋病防治条例中》规定呢?我们专门咨询了卫生部疾控局的郝阳副局长。
  记者:您觉得这种做法合适吗?
  郝阳(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):不合适的,可以说是违背《艾滋病防治条例》的。按照《艾滋病防治条例》的规定,就是他的个人的感染状况不能告诉其他人。
  记者:他可能会解释,就是说来我这体检的这个人,我根本不知道他姓甚名谁,是单位组织来的,我没办法找到他,我只能通知单位。
  郝阳:那也是不成立的。
  记者:应该怎么做?
  郝阳:应该要告诉感染者本人,这是《艾滋病防治条例》,明确规定的。
  记者:就是说这个时候不管是什么情况下告知组织单位都是不合适的?
  郝阳:对。牵扯到一个法律的关系问题了,国务院的条例所规定的是一种法律规定的,这因而是一个程序。
  解说:在当时,医院体检中心依惯例而为,将小军的艾滋病初筛阳性结果,告知了组织体检的单位––教育局。这个看似谨慎的决定,却令与之相关的所有人,都被推到了触及法律底线的边缘。而同时,小军的隐私也将面临会被更多人知晓的风险。更糟糕的是,在当时,谁也没有意识到,身陷其中的每个人可能会因此而变得处境尴尬。
  记者:那也就是说医院把这个体检的结果是直接都交给你们教育局了?
  宋丹:都交给我们教育局了。
  记者:怎么跟考生解释呢?
  宋丹:我怎么跟他解释呀?解释应该是医生跟他解释,我们跟他解释不可能啊,我只能说你不合格,医生检查不合格。
  解说:2010年8月30日,小军接到了通知,但是他对这个检测结果并不接受,他主动找到教育局和人保局,提出了再次进行检查的要求。
  王春(盐边县人保局 副局长):书面申请书的话,要求复检,然后我就把纪委的请过来。
  记者:纪委的?
  王春:全程监督,所有工作他都监督我们,是不是弄虚作假了或者是程序不对。
  记者:那您当时怎么跟纪委同志说?
  王春:我说体检不合格,体检不合格,要求复检。
  记者:当时纪委的同志也知道小军是得的什么病情是吗?
  王春:他来了过后才晓得。
  解说:事已至此,知道小军感染艾滋病的单位,又多了两个:人保局和纪委。而在当时,连小军自己也并未提出,这样做有何不妥。随后,小军、人保局长、还有纪委的工作人员,一起来到县疾控中心,进行复检。2010年的9月8日,经过初筛和确证,证实小军真的感染了艾滋病病毒。
  记者:像这种情况是可以告知人事局吗?
  李毅(盐边县疾控中心 主任):因为是他们招考,他们有组织,三个机构的人,把人送到我们这儿来,要求做的,是这样的。
  记者:我知道,那您觉得是从常识来判断,还是从你们的工作规范来判断这样做是没有问题的?
  李毅:因为我想作为组织都是保密的,不应该有什么问题嘛。
  记者:从你们专业操作来看,这算是对于患者本人隐私的泄露吗?
  李毅:我觉得应该不属于吧。
  解说:那天,小军被告知,确证结果为阳性。
  记者:您当时怎么答复他的?
  景然(盐边县教育局纪委书记):我们正式请他到我们小会议室进行书面回复。
  解说:但是,小军的反应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
  李文成(盐边县疾控中心 副主任):我去的时候,他那个弟弟在办公室大吵大闹的,指着王局长骂,他就说,说怎么怎么反正什么不能生活了,怎么怎么,反正是就是要这个工作,当时真实是这个情况。
  记者:当时都谁在场?
  李文成:当时有人事局的,有教育局的,有卫生局的这些人在。
  记者:还有哪些部门?
  李文成:其它的我就不清楚了。
  小军:他们就把公安局的、还有教育局的、纪委的、卫生局的那些全部叫过来。
  记者:这么多人一块跟你谈?
  小军:是,把他们全部叫到人事局的办公室里面。
  解说:令所有人感到意外的是,小军拿出了一份写着他名字的艾滋病检测报告,而上面的监测结果为:HIV 阴性。
  李文成:那个结果我看了一下,他那个(化验)单的确是写的是阴性。
  解说:这究竟是怎么回事?攀枝花第五人民医院的体检中心出具了初筛阳性报告、盐边县疾控中心经过初筛以及确证后,也拿出了阳性的检测结果,难道这些医疗机构都错了吗?
  2010年9月,小军在到盐边县疾控中心进行了艾滋病复检,并被确证为HIV阳性。这意味着,小军感染了艾滋病病毒。但是,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,小军又拿出了另外一份检验报告,结果为:HIV 阴性。当时,在场的县疾控中心的副主任也看到了这份结果为阴性的报告。
  李文成:因为在我们实际平常工作中也会遇到这种情况,他本人是查了是阳性,他就会到另外一个地方,然后去换人抽血,查了个阴性的结果来。
  解说:原本是一个医学上的检测结果,现在却变得不再简单。对于招考单位来说,它是能否录用小军的最后依据。而对于小军呢,这个结果或许意味着更多。
  记者:那个化验单是怎么回事?
  小军:那个化验单随便的一个,随便的一个。
  记者:怎么叫随便的一个?
  小军:那个不准确的一个。
  记者:那你为什么拿了一个不准确的化验单去找他们呢?
  小军:那个是反正,想侥幸嘛。
  记者:我能理解成那个化验单是一个假的吗?
  小军:应该是假的。
  记者:但是写了你的名字?
  小军:唉。
  记者:是抽了别人的血,是吗?
  小军:是,对。
  记者:那你当时为什么这么做呢?
  小军:想侥幸过关嘛,想要这个工作嘛。
  解说:或许,在旁人看来,小军为了得到这个工作,已经走得太远。或许,有人会说,干嘛非要在这里工作,换个地方不好吗?但是,我们毕竟只是旁观者,无法体会小军内心。
  2010年10月20日,小军正式起诉盐边县教育局、人保局。
  解说:2010年11月28日,在清华大学,召开了一次研讨会,讨论的中心议题就是关于小吴、小军还有马治发他们,因感染艾滋病而先后失去就业机会的事实。
  研讨会专家发言:几个个案,但是实际上它在社会当中反映出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。
  叶雷(比尔和梅琳达·盖茨基金会):如果你什么人都不告诉,你自己的最亲密的配偶你都不告诉的话,完全把这个信息包在自己的胸怀里,那你想想看那个负担是多大。
  解说:叶雷,比尔盖茨与梅琳达基金会首席代表,在公共卫生领域服务多年,目前,他负责的盖茨基金会工作中,艾滋病的防治是主要内容之一。
  叶雷:美国有没有经历过这些歧视的问题?当然有。当初艾滋病被发现前十年的时候,歧视的社会的情况跟今天的中国情况也是很相似。
  记者:这个阶段究竟有多长?
  叶雷:不是说美国现在是零的歧视,就是说在我的观察,这二三十年来有相当的转变。
  解说:叶雷提到了一个标志性事件“怀特事件”。1985年,美国的一位叫怀特的小男孩不幸感染了艾滋病。而他所居住的社区居民在得知这一情况后,便到学校门口示威,要求小怀特离开,他们的理由是怀特的存在影响其他孩子的健康。
  叶雷:很巧,被一个电视台,一个地方电视台录到了。录到以后呢,结果就转发到全国的新闻节目上,所以一下子就是说美国,全国有很多人就等于说有机会接触到这件事件(所涉及)的问题、
  解说:电视报道令人们对怀特的境遇有了深切的了解,而由此,也引发了人们对人性的自省。美国的著名歌星迈克尔杰克逊,还曾为小怀特专门谱写了歌曲。
  叶雷:大部分人都是有同情心、有正义感的,你一看到这些这样的一个人被排挤、被歧视,不管他有什么病,你都好像觉得义不容辞,这是不应该的,这些因素也是就是说现在从历史角度讲在美国的这个影响是很大的。
  记者:那政府在这方面有什么推动吗?
  叶雷:有啊。
  记者:比如说有什么立法来保障感染者的权利吗?
  叶雷:基本立法,就跟现在中国立法是一样的。就是说你如果被发现是个感染者,你不能够把你开除,你不能够拒绝就业,不能够拒绝,如果你这个权利受到打击的话,这个法律会保护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太多人愿意去碰那个钉子了,现在就是说连那个行业现在都不限制。
  解说:医疗卫生部门也发现,社会对感染者的接纳与包容,反过来会让防治工作变得更加有效。
  叶雷:感染者如果能够受到不受排挤,能够受到关怀,能够受到治疗的话,大部分的感染者能够提早被发现的话,这个艾滋病就提早在中国就可以达到控制。
  研讨会主持人景军教授:就是在清华大学我要得了艾滋病,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是不能开除我的,对吧?
  研讨会发言专家:是不应该开除的。
  李楯(卫生部专家委员会成员):我们对个人不能提出过多的要求,我们在制度上却必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平等和反歧视的要求。什么叫做歧视?在法律上凡区别规定就是歧视。
  解说:出席这次研讨会的李楯,是卫生部专家委员会成员,也是《艾滋病防治条例》的起草人之一,他多年来一直在关注这个人群的生存状况。包括李楯在内的不少法律界人士都认为,在盐边县人事局、教育局等在招聘过程中所参照的《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》中,第十八条:“艾滋病不合格”的规定,与2006年颁布《艾滋病防治条例》中的第三条,产生冲突。而在中国的整个法制体制中,立法分有层级,最高一级为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,第二级为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,第三级为各部委制定的部门规章一级省级政府制定的地方性规章。
  同期:这个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属于第三层级,而它与上头两个层级的艾滋病条例,第二层级的艾滋病条例,第一层级的就业促进法内容上是冲突的,立法法上对这种冲突的一种规定就是第一,要么下位法是无效的;第二就是在法律使用上,这种法律是不允许使用。
  李楯:首先是行政机关的问题,就是说作为一个法官,当上位法和下位法矛盾的时候,你遵从哪个?这是一个法律职业最基本的要求,我们不提更高的要求,就是法制理念对我们的要求。
  解说:马治发,又要搬家了。而能够带走的家当,简单得令人心酸。而安庆的小吴,已经提起上诉,在等待着法院的二审判决。但是,临近年底,他最担心的事情,要发生了。
  小吴:集体地组织我们去体检,我相信你们这些一般的单位都会有的是吧?所以说我现在还非常担心会不会这份工作还保得住。
  解说:远在四川延边县的招考单位,仍然坚持不录用小军的决定。而小军回到了老家,他和他的律师都在等待着进一步的法律程序。
  同期:假如让你用一个手势表达一下你对艾滋病人的态度,你会做一个什么样的手势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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